心有心陰心陽、有陰陽、腎有腎陰腎陽，依此，脾亦有脾陰脾陽。人體每一臟都有陰陽兩個方面，一旦出現陰陽偏頗就會發生病變。

脾陰學說的產生與形成

對于脾陰的論述，在明代以前的論述較少。《素問·生氣通天論》中有“脾氣不濡”的的提法;《難經》中有“血主濡之”，濡為滋養潤澤之意，泛指陰血，實指脾陰。張仲景對脾陰論治較多，《傷寒論》指出胃熱不僅傷胃腸之津，還能制約于脾，使脾不能正常為胃行其津液，傳輸它臟，致脾不得其養，是為脾約證。麻子仁丸就是張仲景在補脾陰理論指導下擬制的一個方劑，該方有“起脾陰化燥氣為主”的作用。此方時至今日，一直為眾醫家宗為治療脾陰不足，不能為脾胃傳輸津液，使大腸傳導受到阻而產生的常用方劑。在治療脾陰方面，還有金元時期的李東垣。有醫家在談及脾陰虛時曾曰：“李東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陰不足水谷仍不化也。”東垣認為脾為陰土，主司人體運化功能，能影響人體升與降、燥與濕。故他在治療脾陰虛方面采用補氣升陽、健脾燥濕以滋化源的方法。多用升麻、柴胡、黃芪一類藥物。后世醫家稱其補脾胃學術思想為“補土派”。到了明清以后，闡述脾陰學說的醫家越來越多，明代張景岳，不但很重視脾陰學說的研究，并且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創立了一些治療脾胃陰虛、有較好效果的方法，一直為各醫家所應用，如理陰煎、補陰益氣煎、慎柔養真湯等。還如張錫純對脾陰虛治療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經驗，他善于運用山藥配伍治療脾陰證。清代吳鞠通對脾陰也有一定認識，在論述濕傳中焦時指出：“有傷脾陽，有傷脾陰……”提出了外邪侵入人體，不但可以傷及脾陽，也能傷及脾陰，在治療時一定要引起注意。薛生白也曾曰：“心陰虛則易汗，肺陰虛則多咳，陰虛則火升，腎陰虛則發熱，脾陰虛則。”明確指出了各臟陰虛的辨證要點。清代唐容川也很重視脾陰學說的研究。他著有《血證論》一書，從人體陰陽、臟腑學說上較為詳細地闡述了脾陰的客觀存性，在臨床上也采用了濡潤之品滋補脾陰方法，提出了脾陰虛、胃陰虛的辨證論治方案，補前世醫家之未備，豐富和發展了祖國醫學的脾陰學說。

總之，后世醫家在前人對脾臟生理、病理認識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地醫療實踐、不斷的總結和提高逐漸發展、完善了脾陰這一理論概念。

脾陰學說的理論基礎

脾主人體運化功能，這項功能由脾陰和脾陽協調一致共同完成。脾氣的活動以脾陰為物質基礎。脾氣可以生陰血，統攝血液而固陰，脾陰又可化生脾氣。倘若脾陰不足，則脾氣功能亦減弱。脾陰有滋生血脈，化生氣血，營養五臟六腑及四肢百骸的功能。脾為倉廩之本,營之居也。脾陰虛首先表現為營氣不足，而營氣又來自于胃，在脾陽的作用下，蒸其津液，化其精微，上升散布運化于周身。

脾陰就是藏于脾中之陰津，由水谷精微化生而來。就是有形之營血、津液等體液，它是脾陽的物質基礎。如清代名醫唐客川認為脾陰就是津液，是西醫所述的“汁液、體液”之類。他在《血證論》篇中指出“脾陰……乃吾臨證悟出，而借《傷寒論》存津液三字為據，此外固無論據也。”“谷入于胃，有甜肉汁來注以化之，又苦膽汁入小腸以化之，以胃津合并化其谷食。”從中西醫結合的角度出發，把西醫所述的各種體液與脾陰、津液聯系起來，并與之類比，從而說明脾陰的實質內容，探討脾陰的物質基礎。

脾陰學說對臨床的診斷和治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醫家用以指導自己的醫療實踐，雖然方法不盡一致，有的用甘淡之法，有的采用甘潤之法，但大多都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效果。實際上脾陰之證在臨床上表現十分復雜，如果辨證不佳，往往容易延誤病情。故應在脾陰學說的總則指導下，采用不同的方法，靈活機動進行治療。氣陰兩虛者，可配益氣之品;陰虛化熱者，當滋陰清熱，適當用一些寒涼之品;濕熱內蘊，熱極傷陰，用甘淡之品;吐瀉而渴者，配以甘酸化陰藥物，可使營氣上升，精氣發散。脾陰虛證，在臨床上常用的方劑有參苓白術散。尤其用于小兒疳積、，傷及脾陰者，效果更佳。臨床上還有如資生丸、六神散、大半夏湯、生脈散、玉女煎、增液湯等方劑，根椐不同病情，不同癥狀加減選用，也往往能取得很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