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前夕，河南汝陽縣大安鄉的鄉村醫生張某，因為用菜刀替一位處于彌留狀態(或已經死亡)的產婦做，而被當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醫的罪名刑事拘留。

    對于張某，我不知道應該是贊揚還是詛咒，因為那位產婦的死因還在調查中。然而，不管張某用菜刀切開孕婦肚子的那一幕令我們這些過著高尚生活的城里人覺得多么血腥，多么難以想像，但嬰兒卻因此得救了。在那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秋日黃昏，當張某對孕婦采取了人工呼吸、胸部按壓等措施仍然無效之后，他能怎么辦呢？他能夠找到的只有一把菜刀!

    也許，我們的贊揚或詛咒都不應當指向張某，因為搶救一位的孕婦本來就不是無行醫執照的他該干的事。我們繼續追問只會讓自己陷入尷尬：如果張某不出診，孕婦和嬰兒全都得死；如果張某出診，等待他卻是涉嫌非法行醫的罪名。

    也許，更應該讓我們感到驚訝的不是張某的手術器械，而是為什么在總人口中僅占30%的城市人卻消費了95%的醫藥商品？為什么80%的假劣案件都是在農村發生的？為什么從1990年至199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2.2倍，而同一時期的門診醫療費卻增長了6.2倍，住院醫療費增長了5.1倍？為什么國內外的專家都認為由患者直接支付醫療費用的方式最不利于人們健康的提高，而偏偏八億農民的絕大部分卻都是用直接支付的方式來購買醫療服務的？

    有學者預言，所有這些問題都會隨著GDP的增長而自然而然得到解決，我們姑且相信這是對的。但在此之前農民怎么辦呢？今年春季SARS肆虐的時候，不少地方的農民放爆竹驅邪，引來不少要提高農民科學素養的議論。可是，面對來勢洶洶的SARS，對那些平時得病都只能靠干背、死挨、等死來對付的農民來說，在國家明確承諾要承擔SARS患者的醫療費之前，還能指望什么呢？放放爆竹至少會得到一點心理安慰吧？

    中國農村衛生政策北京大學課題組的專家指出：恰巧是在GDP遠低于現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農民享受到了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那時的公社衛生院和赤腳醫生能夠向農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和初級衛生技術的指導，許多肆虐了多年的傳染病都是在那個時期被控制的。而像這樣著名瘟神的去而復歸，卻是在這個雖然水平很低卻非常有效的保健網解體之后發生的。

    這一事實說明GDP的高低不是農村醫療狀況的主要決定因素，政府公共衛生政策的傾向性，才是最最重要的因素。